深入真实与鲜活的实践，才是真学问

每个暑假去西部地区游学是我的例牌，2025年的目的地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在这里，我有幸结识了凉山州一所社工发展中心的负责人侯老师，并参与了他筹办的为期一周的人类学训练营。与侯老师近十天的朝夕相处，让我对彝族文化及他本人有了一些了解。

从“应用人类学”到“行动人类学”

侯老师出生于凉山州美姑县一个偏僻的村寨，年少时随家人迁至美姑县城，把美姑县图书馆的书看了个遍。1981年，年仅16岁的侯老师考入了民族地区考生的殿堂级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专业是历史系民族史专业。1985年学成毕业后，他留校工作，担任该校民族学系团总支书记。由于工作出色，他于1988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专职团干，次年被选为北京市团市委委员，算是当时京城同系列人员中最年轻的佼佼者了。

1992年，侯老师毅然放弃了外人眼里如日中天的“仕途”，转向了学术，在学校民族学系的西南民族教研室，潜心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多年团干的工作经历，让他与民族地区生源占据大部分的学生相处融洽，打成一片，加之他本身也是西南重镇凉山人，对西南民族尤其彝族文化知识如数家珍。他身在民族学系，每天与林耀华、宋蜀华、王辅仁、庄孔韶等国内顶级民族学与人类学大师打交道，耳濡目染，博览群书，让他上课没有任何“违和感”。他主授两门课，一门是彝族历史文化，一门是没有其他老师上的应用人类学。

为了强化“应用”基础，侯老师作为重要参与人深度参与了各种课题，包括三峡库区的民族民俗文物普查，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划调研，金沙江流域山地民族的生态、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西部民族地区艾滋病疫情及防治策略，凉山彝族乡村艾滋病防治途径，凉山艾滋病问题的社会文化分析与本土化防治模式，等等。

参与或主导上述课题，为侯老师提供了绝好的人类学训练机会，也为其深入理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打下坚实基础。自此，他将毕生的研究方向圈定为应用人类学，具体领域包括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毒品与艾滋病问题、NGO与公民社会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扶贫创新等。他先后主编《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发展的代价——少数民族地区毒品伤害和艾滋病问题调研文集》等著作；起草了《艾滋病已经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大小凉山综合扶贫与禁毒防艾的意见和建议》等内参报告十余份，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教书、做课题、写论文、写调研报告，侯老师在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学已经是教师群体中的翘楚了。他可以生活得相当体面，但他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他想兑现“做对祖国有用的人，要尽自己的力量促进社会进步”的夙愿。

2002年，他回到家乡大凉山，把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奉献给大凉山，把他一生的事业从北京课堂上的“应用人类学”转向在大凉山土地上的“行动人类学”。他想做更务实的事、更接地气的事、更有意义的事，与他的彝族同胞们一起做事，让调查与研究实质性改善广大彝族同胞的福祉。

2002年1月，侯老师在凉山州布拖县碰到了一对住在羊圈里的母子。孩子的父亲因吸毒得艾滋病去世了，无依无靠的母亲只好带着儿子回到了娘家。“羊圈很矮，个子不高的我都要弯腰才能钻进去。”侯老师在介绍母子情况时哽咽了，“母子俩的生活靠舅舅接济，有时还要自己去捡垃圾，或者去已经收获过的地里挖别人剩下的小土豆、捡人家扔下的碎玉米。更不幸的是，几个月前，孩子的腿摔伤了，由于没钱接受治疗，拖成了骨结核，不仅要变残废，生命都有危险。那位母亲跟我说，她好几次都想带着孩子一死了之。”侯老师驱车把孩子送进了西昌的医院治疗，最后，孩子虽留下残疾，但没有了性命之忧。

侯老师深知，像母子俩类似情况的在凉山不是少数，凉山的问题亦不是孤立的，西部边疆许多民族可能都面临类似发展困境。无论是消除贫困还是防治艾滋病，都是世界性难题。而学者的应用研究如果没有深入到社会实践层面，就找不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5年，侯老师争取到一笔资金用于帮助凉山地区50名孤儿和50名妇女。“但是，这些钱用完了之后怎么办？难道刚给了孩子们一个希望，就又撒手不管了吗？”此时，侯老师开始感觉到“可以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从事这种工作。但当时，我对慈善机构、NGO没有任何了解，于是开始翻阅各种法律、文件了解相关情况”。进行了初步准备后，侯老师联合彝族社会精英，注册成立了“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后更名为“凉山州玛薇社工发展中心”。

儿童救助方面，侯老师组织创办了全寄宿制爱心班和爱心学校，使六千多名失去父母依靠的儿童获得了长期综合救助，受益贫困儿童达到一万人。

禁毒与防艾方面，侯老师成立彝族乡村艺术团，自编自导彝族母语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坚持4年在大小凉山彝族乡村巡演四百余场，创造了彝族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新的宣传与教育形式；培训出了一支农村青少年同伴教育队，开发了一套《彝族青少年同伴教育培训手册》和一门《健康与生活技能课程》，深入乡村和学校，完成了对一万多名彝族青少年的系统培训；开发了《彝族乡村妇联干部艾滋病工作培训手册》和《彝族妇女健康知识读本》（彝汉双语画册），对六百多名村妇女主任和妇女骨干进行了脱产培训，并指导她们回村针对近十万彝族妇女进行面对面、人盯人的健康教育；组织拍摄了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艾滋病宣传教育片《珍爱生命》，翻译成6种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免费发放和播出。

扶贫方面，侯老师组织实施了“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彝族妇女手工产品市场发展计划”“借猪还猪项目”“滚动发展多胎山羊项目”和“艾滋病妇女治疗倡导与创业扶持项目”等，成功帮助五百多个最贫困与最脆弱的家庭增加收入。

为了帮助彝族农村女孩摆脱贫困和性别不平等的困扰，侯老师带领同事们创建了一套从本土培训教材开发→入户宣传动员→免费知识和技能培训→就业安置→跟进回访→法律援助的支持系统，先后培训和安置了六百多名来自贫困山区的彝族女孩，彻底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此后，他们又申请在凉山民族中学开办了20个（累计）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女子高中班，支持近一千名品学兼优的女孩完成高中学业并考上大学。

民族文化发展方面，侯老师组织人员编排了第一部凉山彝语戏剧，制作了第一部彝语广播剧，举办了第一届彝文剧本创作大赛，拍摄了彝语数字电影，组织了第一届彝文作家研修班，召开了第一届彝族母语文化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开发了针对不同人群的双语培训教材和知识读本，培训了一批乡村骨干。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发挥彝族语言文字的传播功能，改变乡村教育缺失、知识匮乏和文化边缘化的状况，普及健康文明知识，提高彝族乡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和民族自信心。

经过多方奔走，侯老师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企业家和媒体人，于2013年发起成立了索玛花联合劝募基金。基金以“社区自主、社会自助、文化自觉、民族自强”为理念，以“寻找并扶持改良社会的正能量，捍卫我们共同的生态家园和精神家园”为使命。

如今，侯老师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他选择退而不休。他保持着一天三包烟的习惯，给训练营学员们授课时他抽烟，与我们喝茶聊天时他抽烟，一个人发呆时他抽烟。我想，这不仅成了他的某种生活习惯，也不只是作为人类学家的某种气质而存在，而是他脑子里一直想着如何集结社会力量为凉山百姓谋福利，他一直在想事情，想做各种事情，这些事情一定与凉山百姓息息相关。

真学问不能止于书斋

作为一名曾经的高校教师，他已近十年没有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文了。但不代表他不写作，他写的文章会发表在彝族人网（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上，并经常被诸多知名媒体转载，让更多人了解与理解彝族文化。他亦多年没有参加纯人类学者组织的专门性学术会议了，因为他觉得部分会议很无趣，很多人更多是一味迎合各种政策，缺乏反思性与批判性，扎实的田野调查也不足，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与认知也不够。他反而热衷于加入摄影师、艺人、慈善家、企业家、民间人士、新社会阶层等圈子，在这里，他感受到了更多与更频繁的批判性、直面与解决现实问题、务实与踏实做事、讲真话、不务虚、不搞假大空，这种气氛让他产生一见如故与相见恨晚的美好感觉。

换言之，他选择了一种主动边缘化的策略，他选择离开北京，离开大学，离开讲台，转而定居大凉山，亲近彝族同胞，体察彝族文化，与社会各界人士打成一片，汇聚各方力量发展彝族地区、造福彝族人民。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各异。大学教师中的大部分人选择沉迷于写论文、报课题，其实大部分人不一定真的热爱或热衷于做书斋学术、写鲜有人看的论文，很多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谋生而为之。很多人一辈子的目标就是著作等身、成果丰硕，但这些著作或成果对增进知识创新、推动地区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增进百姓福祉到底有多大效用，其实很多人心知肚明（事实上是不大的，或微乎其微），只是大家心照不宣。但侯老师选择了一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小时候就立下了“当县长”“改造社会”“造福乡里”的宏愿。他身体力行地履行与兑现他的宏愿，他主动摆脱与逃离了世俗给大学教师标定的各种标准，他把热爱家乡融入他的血液里，他选择与火热的彝族老乡打交道，他选择投身于彝族同胞全面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去。他干出了一番大事业，同时也兑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从大的学科归属看，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显然属于文科范畴。都说“文科已死”，但从侯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将上述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技能应用于解释与解决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的样板与典范。理论上，任何学科包括文科都有其应用的领域或范畴，因为任何知识都“从实践中来”，任何知识的更新与升华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或倚赖于“到实践中去”。

这个意义上，真学问一定不能止于闭门造车式的书斋学术，真学问一定与鲜活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真学者一定不能只是在大学里、图书馆里、书房里做学问，真学者一定经常出没于真实的生活与生产实践场域。如果认可这一标准，我断定侯老师做的是真学问，侯老师是一位真学者。因为他的研究和行动成果，切实改善了民众的福祉，切实增进了人们全新的认知，切实推动了大凉山彝族地区的文明进程。

• （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姚华松

责编 辛省志